* 以下是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实施路径研究”社会力量参与子课题研究重点内容的设想。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需要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协同合作。2021年8月，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审议通过《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以下简称《建设保护规划》），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建设保护规划》涉及范围4929.29平方公里，墙体长度520.77公里，涵盖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昌平区和门头沟区6个区的42个乡镇，785个行政村，约68万名户籍人口。由此可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城市游憩公园，而是一处涉及到历史文化遗产、林水生态环境、镇村居民生活、国际国内访客的公共性特定空间。如何建设？《建设保护规划》提出围绕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主体功能区；马兰路、古北口路、黄花路、居庸路、沿河城5大核心区域；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等10大标志性项目进行布局建设。可以看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实施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并非单一部门、单一机构和单一主体所能完成，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联合参与、通力合作、共同推动，才能既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又实现其活化利用和服务为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与式”建设和保护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参与”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通过社会成员比较深入的全方位行动参与，在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基础上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保护的公众参与由利益相关群体共同分析面临的问题，基于文物和文化资源以及可以利用外来其他资源确立建设、保护和实施的目标和活动，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决策和行动过程。参与式协同合作有别于其他合作范式的突出特点是更加强调：社会力量参与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交互性，以自下而上的工作形式，体现平等协商的伙伴关系、注重参与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强调参与者的责任意识和贡献力量，以行动为导向，实现利益相关群体的共同参与，是对自上而下政府管理方式的重要补充。

公众力量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早有先例。从国外来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U.S. National Park Service)将公众参与机制贯穿于国家公园的确立、规划决策、管理运营等多项环节, 并通过《公民共建与公众参与》(Civic Engagement and Public Involvement)和《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规定公众至少可参与范围界定、环评草案和环评决案3个阶段(Tuler & Webler, 2000; 张振威和杨锐, 2015)。澳大利亚以规章的形式设计了公众参与的保障体系, 包括政策信息传递的连续性、平等性、精确性和综合性, 以及详细的公众及政府执行者的技能培训平台(Parks & Wildlife Commission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2002)。加拿大将公众在系统计划、计划目标拟订、交替方案拟订、经营管理计划拟订等过程中的意见列为国家公园管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实行公园与相关机构、社会团体协会、周边村、旅游公司、公交公司以及原住民等多方参与、社区共建，形成了良好的协调发展关系和合作机制。英国所有的国家公园都有志愿者参与到公园的保护中去，有些公园志愿者可以达到数百名之多。志愿者的服务是无偿的，并且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存在。德国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通过协调和补偿等方式，使之前以林为主的居民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模式，积极开展餐饮经营和相关旅游服务等。韩国国立公园署设立政策制定咨询委员会，专门进行公众参与的协调与管理。

图1 英国哈德良国家步道志愿者清除灌木，拓宽游客可以徒步的区域以减少行走带来的影响（版权：诺森伯兰国家公园管理局）

从国内来看，我国国家公园公众参与的研究，比较多的集中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直接利益人群，即公园地域范围内的社区居民。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包括社区居民支持国家公园建立的主要驱动力是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对收入、自身发展的关注较高，对国家公园的保护关注度较低（李爽和李博炎, 2021）。保护地信息公开程度低、公众参与主体数量少、参与阶段不完全、参与范畴太窄、参与形式过于被动、参与机制空缺(刘雪梅和保继刚, 2005; 张健等, 2013)，是目前保护地公众参与存在的普遍问题。政府部门的自治性、命令性控制模式为主，缺乏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导致碎片化管理问题严重（吕志祥和赵天玮, 2021），绝大多数社区参与途径仅仅停留在“象征性参与”阶段（董茜和邓毅等，2019）。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公众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案例较为成熟，政策法规保障、协调与管理方式、公众参与机制等对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借鉴意义。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大多数公众参与的意识还较为薄弱，在公众参与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本次关于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公众参与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对长城沿线村庄民众、多元主体的访谈和深度交流，系统考量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保护过程中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认同、参与条件、参与内容，参与方的角色和作用，尤其关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过程中多元力量参与的协同机制问题，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决策依据和经验。

本次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社会力量参与研究的重点：

一是界定参与的相关社会力量。分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相关利益方以及相关联的社会群体，根据托马斯定理中的分析框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结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保护规划》中关于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分类，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长城精神文化研究发掘、环境配套设施的内容要求，通过查阅文献、现场访谈调研，综合考虑参与主体。

（1）直接的经济收益群体：特许经营者（如旅游经营者）、社区居民（普通居民和民俗户和其他经营者）。

（2）参与共享群体：各类型游客、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等）。

（3）科研教育群体。专家学者等专业团队。

二是明确社会力量在长城国家公园建设保护实施中参与的角色定位和功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要实现以文物和文化资源为核心对象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等功能，不同社会力量因专业能力和价值目标的不同，在参与建设和保护中承担的角色和作用也不同。因此，研究中需要分析不同力量的角色定位及功能。

三是社会力量在长城国家公园建设保护实施中的目标需求分析。需求是人们行动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同社会力量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内在动机和目标不同，因此，调研分析不同参与力量的需求差异，基于需求的实现为设置前提，以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和深度，激发参与群体内在动力。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成为不同社会角色参与需求的分析框架。

四是社会力量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和实施中的参与路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涉及到的社会力量多元，存在于不同的部门、行业、领域和组织形式，他们的参与能力、参与工具和参与技术、参与内容、参与形式、参与深度等方面也不同，决定了社会力量参与的路径也不同。

五是社会力量在长城文化公园保护和实施中的参与机制研究。一方面机制的存在建立在事物各个部分存在的前提下，当事物有各个部分的存在，就有如何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一种具体的运行方式。机制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它们协调运行而发挥作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保护，是一个涉及到人、生态和文化的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多元协同共同致力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何科学衡量和界定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同参与主体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实施中存在参与差异，需要多元分析，建立科学的模型，但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

社会力量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运行机制复杂。在我国社会参与的意识和各项制度政策均不健全，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及行动措施的适宜性，以及在遵循长城文化生态系统建设和保护前提下同时实现经济、文化和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工作。